浅谈郑和对长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推动
http://www.clskl.com 2014-07-01 10:37:10 【字号 大 中 小】
郑和就是这么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对长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郑和促进了长乐的经济发展
长乐虽然有1300多年的设县历史，但是其在经济上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正是郑和船队的到来，才使得长乐的视野变宽，经济才慢慢开始走上发展的正轨，以至于今天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之一。
1、明朝之前长乐的经济状况
长乐地处东南沿海，先民们有“以海为田、以舟为犁”的生产生活习惯，春秋时期和三国后期，吴王夫差和东吴孙皓也曾先后在长乐太平港吴航头屯兵造船。但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以大陆文明为主导的农业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政权结构到思想规范，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之上，海洋意识并没有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如此大规模的造船基地除了志书上留下的文字记载外，并没有为长乐此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推动作用，甚至没有给长乐留下造船的基业、船坞的遗迹。长乐先民们依旧发展“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长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2、长乐的“市”在明初出现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为商业的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个集市进行交换，而进行交换的地方逐渐固定了，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市”的出现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长乐的“市”是出现郑和船队驻扎长乐之后。以长乐的十洋街为例，该街位于长乐县衙门前，是当时长乐最核心的街道之一。民国编修的《长乐县志》里记载这么一句话：“适三宝太监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焉”。这么重要的一条街，是在郑和驻扎长乐之后，才“辏集如市”，那么长乐其他地方、其他街道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明弘治年间编修的《长乐县志》里才会记载“诏书既下，有司官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人如云集，竟成大市。”
3、郑和对长乐经济的影响
明永乐三年冬（1405年12月），郑和的船队从南京出发，来到了长乐候风伺航。此后，郑和船队先后七次驻扎长乐，时间跨度长达28年，对长乐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和现实意义。
郑和船队驻扎长乐之后，长乐人民由此逐步摆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开始发展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根据2001年出版《长乐市志》里面所记载，在郑和之后，明代有街市17处，清代有街市25处。民国时期，有京果行、杉木行、百货、日用杂货、家具、药材、粮食、糕饼、水产、水果等多种行业。
随郑和下西洋的长乐人中有不少移居海外，这是后来长乐成为著名的海员之乡和侨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随着郑和舟师同去西洋的大量瓷器与丝绸，其中部分丝绸就在长乐购置，也促进了当时长乐纺织技术的发展。正是因为拥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明万历年间，曾因织龙袍入贡、受到皇帝赞赏的琉球人
二、郑和推动了长乐的政治生态
“城”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也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在郑和来到长乐之前，长乐是没有“城”的，换句话说，长乐这个地方在郑和到来之前政治并不成熟。正是因为郑和的到来，长乐的政治生态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明朝之前的长乐政治生态
长乐历史上地震、海啸、巨风引发的海难为数众多，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局限，每次海难都造成大量的物资损失和生民伤亡，使得历朝统治者对开发长乐的信心大减。对这种不可预期的天灾的恐惧，也使长乐先民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开发这片土地。
而在中央政策上，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汉、唐一直到北宋，其统治中心多在陕西、河南一带，闽地长乐对中央来说，是鞭长未及的不能有效实行统治的边陲小镇，因此中央在政治上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南宋政策苟且偷生于浙江杭州，自顾不暇；而元朝残酷的种族政策对汉族人口占多数的长乐来说更无异于灭顶之灾。种种这些，决定了长乐的政治生态在明朝之前只能是裹足不前，所以民国编修的《长乐县志》才会写到：“宋元之前无城池”。
2、长乐的“城”在明初建成
在古希腊人的政治语汇中，“政治”一词源自“波里”（Polis），该词在《荷马史诗》中指堡垒或卫城。《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
唐武德六年（623 年）长乐设县，至今有1380 年的历史，最初的县治是在十二都敦素里平川，即现在的古槐镇。唐上元元年（674年），防御使董玠将它搬到了六平吴航头，也就是现在的长乐市政府所在地。虽然有了衙门，但由于其经济上的落后，因而在唐到明初这一段长达800多年的历史时期内，长乐都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城池”，可以说，长乐可以算是一块“政治的蛮荒之地”。
随着郑和船队的到来，长乐的经济逐渐发展，这就使得长乐必须要有一个“城”来保护“市”的稳定和繁荣。明弘治三年（1490年），“知县潘府乃拓地筑城，广袤仅里许，城小如珠，俗称珠城”，这是长乐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知县詹莱领帑扩城”。后又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9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十一年（1747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等多次重修、扩建，五座城门的名称和基本格局未变。
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讲，长乐在唐武德六年设县之后，最值得一书的历史史实就是“屯拓地筑城”，它是长乐划时代、标志性的一个历史事件。
3、郑和对长乐政治的影响
长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伺风开洋之地，其庞大舟师“累驻于斯”，使得长乐得以名声大振，闻名于世。民国编修的《长乐县志》记载：“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
长乐政治地位的提升，其中固有长乐临江面海的区位因素，更重要的是长乐倚城而建的马江后奏改为的太平港，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的急剧丰富和人员充分的流动。因为与郑和一起下西洋，长乐先民对海洋更为了解，不管在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就使得长乐能够成为海上“丝瓷之路”的重要节点之一。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长乐梅花成为福州专通琉球的朝贡贸易口岸。而从长乐梅花所前往琉球的航海路线，则详细记载在了明万历年间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出使琉球后所著的《航海赋》和《南游漫稿》等相关诗文之中。
长乐的政治上地位从此与日俱增：长乐梅花先后设巡检司、千户所；明朝的戚继光屯兵瀛州（今长乐营前）剿倭；清雍正六年（1728年），在琴江建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拱卫省城，民族英雄林则徐为该营临江照壁题“海国屏藩”；清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带领下突袭马尾军港，琴江水师旗营官兵及长乐沿江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使法军占领福州的阴谋不能得逞；1934年7月，全省设10个行政督察区，长乐为福建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公署驻地，辖长乐、闽侯、连江、福清、平潭、永泰、罗源等县。
改革开放以来，长乐的政治生态逐渐发展、健全和完善，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和福建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市）之一，也是国家实施闽东南开发、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区域之一，以及开展闽台经贸的一个重要对接点。特别是近两年来，长乐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呼应福建省、福州市的战略部署，提出了“做大做强省会窗口城市，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全新发展理念，努力在大福州的框架下打造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新长乐。这个“窗口”，既是省会福州的窗口，也是福建省的窗口，更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窗口。应该说，这是长乐发展新的历史机遇。
三、郑和复兴了长乐的文化传统
近年来，长乐政府把长乐历史上的五位名人集合起来，主打“大爱暖千秋”的文化品牌。“大”字彰显郑和七下西洋的大海文明，“爱”字代表冰心“爱的哲学”，“暖”字赞颂汉代名医董奉的“杏林春暖”，“千”字象征唐朝高僧百丈禅师所居的千年龙泉古寺；“秋”字纪念被誉为“春华秋实”的文学家郑振铎。应该说，以郑和为主要代表的“大”字，正是这个文化品牌的起点。因为正是郑和复兴了长乐文化，对长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1、唐宋时期长乐文化的繁荣
长乐是东南沿海的边陲小邑，西晋末年，为避“八五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中原皇室、贵族、仕宦、地主和大批难民，纷纷举族南渡入闽，《九国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也”。之后唐、宋、元时期的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和元末农民起义，都有大批中原望族徒闽，一时“衣冠人物、萃于东南”。
中原望族的“衣冠南渡”，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理念，推动了科教理念在长乐的觉醒，不仅哺育出了一代名医董奉、制定“清规戒律”的唐高僧百丈怀海禅师，而且在唐宋时期，长乐科甲蝉联，进士568名，其中，状元有7人（包括1名武状元）。此外，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为了躲避“伪学”禁，辗转到了长乐，创办龙峰书院、白鹿洞等多处教学所，还留下不少诗文墨宝、摩崖石刻等珍贵的文物古迹。长乐也因此被人誉为“海滨邹鲁、文献名邦”。
2、元朝时期长乐文化的萧条
蒙古凭借强盛的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之后，唯恐汉人不服，施行了高压的统治方式，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中亚各族人和西夏人）、汉人（包括北方曾受辽金统治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南人（原来南宋境内的汉人及其他部族）四等。长乐先民正是南人，也就是地位最为低下的第四等人。
同时，由于蒙古人自身文化水平较低，鉴于汉族传统士人地位高、影响大，难以管理，便加以打击。当时社会的职业有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长乐先民视文化为畏途，纷纷弃儒而从事其他行业，一时之间邹鲁之风荡然无存。郑和的良师益友姚广孝的先人正是在这一时期离开家乡长乐，迁居江苏常州。长乐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科举而言，终元一朝，长乐才有区区5名进士，远远落后于宋朝时候的560进士。
3、郑和对长乐文化的复兴
明永乐九年（1411），郑和与姚广孝一起修建了龙峰书院。龙峰书院坐落于长乐市潭头镇二刘村龙峰山上，为长乐最早书院之一，院祀朱熹和刘砥、刘砺三贤士。郑和的这个举措促使了长乐重新儒风蔚然，激发了长乐深厚的人文底蕴。
根据史料记载，仅从明永乐四年（1406年）至明宣德八年（1433年），在这短短的27年里，长乐就出了11名进士、41名举人。由明到清，进士更是有244名之多。其中状元4名，全部产生在明朝。明永乐十年（1412年）和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长乐人马铎和李骐先后考中状元，《长乐县志》中记载这段历史时特地录入了一条“首石山鸣出大魁，十洋成市状元来”的古谶，而当时的邑教谕潘援则写到：“欲唤山灵问消息，大魁来岁为谁鸣？”
难能可贵的是，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和《长乐县志》等记载，郑和在长乐还大力修建闽江边的洋屿云门寺、闽江口的文石天妃庙等庙寺。可见，郑和在长乐不仅仅恢复和发展了儒学，他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佛教、道教等诸子百家，让长乐文化进入了一个全面复兴和繁荣的时代。
正是有鉴于此，姚广孝才大胆起用陈仲完、陈全、陈登、王恭、高秉等数十位长乐才子参与编修《永乐大典》。而清朝的乾隆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参与了子部、史部、集部、经部和儒家类、正史类等58部（类）著作修撰的长乐人更是多达37人。此外，在医学、佛学、航海学、农艺学、建筑学等领域，长乐人也多有突出贡献。
进入新时期以来，长乐文化事业也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长乐政府因势利导，挖掘和传承历史文脉，巧妙地把源远流长的长乐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全新的发展理念相融合，作为促进长乐经济、政治发展的强大动力。“大爱暖千秋”既充分体现了长乐的人文底蕴，也集中展现了长乐丰厚的文化积淀，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促进“海西建设”更是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与云南（郑和出生地）、太仓（郑和下西洋出发地）并重的长乐（郑和伺风开洋地），长期以来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意义、作用等认识、宣传和弘扬、传承都极为有限，仅仅停留在三峰塔、云门寺、天妃灵应之记碑等物化层面上，其精髓和实质并不为大众所认识，更不说起到引导和教化的作用。近几年来，长乐深入挖掘郑和做文章，可算是一次抢救和保护。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这种传承上的不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上普遍淡薄，而这种淡薄又容易带来对自身的认识不足和社会各方面建设的滞后。应该说，郑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对长乐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贡献应该引起更广泛的重视。
作者：陈迟（长乐市郑和史迹馆馆长、长乐市郑和研究会秘书长）